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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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2〕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3〕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VFavors-ky)〔4〕,和他的一派兑内加(ADeineka)〔5〕,冈察洛夫(AGoncharov)〔6〕,叶卡斯托夫(GEcheistov)〔7〕,毕珂夫(MPikov)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PPavlinov)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8〕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Dneprost-roy),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NPiskarev),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9〕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10〕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DMitrokhin),希仁斯基(LKhiz-hinsky),莫察罗夫(SMochalov)〔11〕,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 但我们还有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有乌克兰,乔其亚〔12〕,白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作品,我想,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 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于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附记:会中的版画,计有五种。一木刻,一胶刻(目录译作“油布刻”,颇怪),看名目自明。两种是用强水浸蚀铜版和石版而成的,译作“铜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录,译作“蚀刻”和“石印”亦无不可。还有一种Monotype,是在版上作画,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一幅的东西,我想只好译作“独幅版画”。会中的说明书上译作“摩诺”,还不过等于不译,有时译为“单型学”,却未免比不译更难懂了。其实,那不提撰人的说明,是非常简而得要的,可惜译得很费解,如果有人改译一遍,即使在闭会之后,对于留心版画的人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二月十七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申报》。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起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 〔2〕“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语出《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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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答“兼示”

丰之余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2〕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3〕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十月二十一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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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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