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同〔２〕兄：

两日前看见《新青年》〔３〕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４〕，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

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便只能先学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是一件事，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５〕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６〕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ｎｏ，现在是说ｎｅ〔７〕；从前写作“咈哉”〔８〕，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

《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９〕，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

耶稣〔１０〕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１〕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唐俟。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署名唐俟。《渡河与引路》是《新青年》发表本篇和钱玄同的复信时编者所加的标题。

〔２〕玄同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编者之一。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编辑部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世界语，一八八七年波兰柴门霍甫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自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曾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究竟是否可行”。〔５〕“四目仓圣”指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６〕“柴明华先师”指柴门霍甫（Ｌ．Ｚａｍａ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波兰人，一八八七年创造世界语，著有《第一读#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