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面子”

转载 / 散文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2〕,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3〕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4〕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5〕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6〕,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7〕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2〕“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3〕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4〕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5〕“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6〕“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7〕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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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弃医习文。1906年回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富有战斗精神的论文。1909年8月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课余辑录亡佚古代小说。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到北京后,任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抨击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杰作。同时,他还结合斗争需要,创造了被称为匕首或投枪的文体,写了许多杂文和论文,后来结成杂感集《热风》,论文则收入《坟》。1920年8月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编定《中国小说史略》等书,并相继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1925年领导青年建立莽原社、未名社,主编《莽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1926年8月在军阀迫害下,离京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专事著述。1929年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30年参加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左联」领导工作。其间,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上海期间,陆续出版9本杂文集和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先后编辑《语丝》、《奔流》、《朝花》、《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文学刊物,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1936年10月19日,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因积劳成疾卒于上海。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民主革命和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给人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一生著译约近1000万字,计有小说集3部,杂文集17部,散文诗集1部,回忆散文集1部,1400多封书信,还有1912年5月5日到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的已佚),以及《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他还翻译了14个国家将近100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印成33部单行本。此外还辑录、校勘古籍18种。这些著作曾有各种不同版本出版,现有1959年版《鲁迅译文集》10卷,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等。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的一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对于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研究,是从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汇编了这方面的部分重要成果。另外尚有鲁迅研究专家的多种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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