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２〕。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３〕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４〕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５〕，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６〕，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７〕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８〕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９〕，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１０〕，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Ｇｏｅｔｈｅ，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１１〕，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１２〕。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十一月十七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３〕《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４〕锻炼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罚骸吧献辔*却，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５〕“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６〕《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７〕释迎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８〕“风马牛”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９〕“绮语戒”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