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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①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②上?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③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④,有如下的一段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⑤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⑥,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辨,后来收在杂感集中。⑦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⑧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亻羲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⑨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⑩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京本通俗小说》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一月十九日夜。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②《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③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④《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 ⑤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从事历史、考古和戏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和《观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 ⑥吴昌龄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⑦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上发表《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反对鲁迅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年代的意见。鲁迅曾写《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收入《华盖集续编》)进行答辩。 ⑧缺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在书写和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⑨绍兴这里指旧时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置府,以年号为名。 ⑩《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辑录考订的宋、元两代浙江杭州府、嘉兴府刊刻的各种版本书目。 ⑾《京本通俗小说》宋人话本集。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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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2020年广东高考满分作文:唯才是举,以利天下_1000字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唯才是举,以利天下》。齐桓公、管仲和鲍叔的故事非常感人,尤其是管鲍之交更是成为千古美谈。两人曾经各为其主,在战场上生死相搏,但后来内战结束,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了齐国的共同利益,成为知己,共同辅佐齐桓公,终成一代霸业,“齐桓晋文之事”于是成为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其中,鲍叔知人善荐,主动让贤,管仲当仁不让,敢担重责,无疑都值得大书特书。不过,让我最心折的还是齐桓公。在春秋时期,君与臣的关系虽然还不像战国之后那么等级森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有为而强势的君主在大臣面前无疑有着绝对主导权。齐桓公即位后,面对有着“一箭之仇”的管仲,兴兵讨伐并将其擒杀几乎易如反掌,但他却不计前嫌,不但不予追究,反而给予绝对信任,将治国之权悉数赋予,这不但体现出他胸怀广阔,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目标高远,以天下苍生为念,加上知人善用,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可以说集众多领袖必备美德于一身。这样一个“明君”,后来能成为“五霸”之首,并非偶然。同样的故事,在春秋时期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晋平公时,祁黄羊举荐自己的仇人解狐担任南阳令,这一义举被孔子称赞为“公”。不过解狐只与祁黄羊有仇,并非与晋平公存在宿怨,因此虽然都是听从属下对仇人的举荐,齐桓公要比晋文公更为难得。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统治者普遍重视人才、真正能够做到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年代。这一用人传统在后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例如汉末三国时期,曹操正式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他的竞争对手孙权和刘备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蜀国的五虎将里,马超和黄忠原来都是刘备的敌人,因为刘备不计前嫌,先后归顺,为了蜀国江山浴血奋战。刘备虽是一位“仁君”,但倘若他没有“光复汉室”的伟大志向,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凡是胸怀天下的君主,既要有雄才大略,同时也需公私分明,大公无私,方能成就一番事业。当然,我们现在身处的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传统的君臣关系不复存在。不过,古人在用人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其中的合理成分并没有过时,仍须传承。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来自科技实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则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科技兴国的实质是人才兴国。希望我们的各级用人单位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多向齐桓公学习,以对民族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善用人才,重用人才,这样我们一定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中小学写作指导、写作素材、优秀作文以及有奖活动尽在“作文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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