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条“顺”的翻译①

转载 / 散文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⑥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②《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③《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④《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⑤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⑥“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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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弃医习文。1906年回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富有战斗精神的论文。1909年8月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课余辑录亡佚古代小说。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到北京后,任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抨击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杰作。同时,他还结合斗争需要,创造了被称为匕首或投枪的文体,写了许多杂文和论文,后来结成杂感集《热风》,论文则收入《坟》。1920年8月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编定《中国小说史略》等书,并相继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1925年领导青年建立莽原社、未名社,主编《莽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1926年8月在军阀迫害下,离京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专事著述。1929年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30年参加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左联」领导工作。其间,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上海期间,陆续出版9本杂文集和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先后编辑《语丝》、《奔流》、《朝花》、《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文学刊物,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1936年10月19日,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因积劳成疾卒于上海。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民主革命和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给人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一生著译约近1000万字,计有小说集3部,杂文集17部,散文诗集1部,回忆散文集1部,1400多封书信,还有1912年5月5日到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的已佚),以及《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他还翻译了14个国家将近100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印成33部单行本。此外还辑录、校勘古籍18种。这些著作曾有各种不同版本出版,现有1959年版《鲁迅译文集》10卷,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等。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的一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对于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研究,是从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汇编了这方面的部分重要成果。另外尚有鲁迅研究专家的多种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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