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２〕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３〕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４〕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５〕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６〕，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７〕，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８〕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

〔２〕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氏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并发表宣言不承认她为校长。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整顿学风”，助长了杨的气焰，五月七日，杨以校长身份强行主持纪念国耻讲演会，遭到学生反对，九日，她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八月一日复带领武装警察到校，强令解散国文系三年级等四班，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

〔３〕“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所载朱大柊的《听说——想起》一文中，称女师大为“某校”。又同期效痴的《可悲的女子教育》一文用OOO代指杨矣芎驼率款取*

〔４〕两个相反的启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十八日《晨报》第二版曾刊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体育系紧要启事》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全体学生紧要启事》，声称“严守中立”，“并未参与”“本校风潮”云云。随后，三系学生在五月二十二日《京报》第二版登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哲学系、体育系启事》，声明驱杨是“全体同学公意”，对上述混淆视听的“冒名启事”予以揭露。

〔５〕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京报》所载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紧要启事》和次日该报刊载的《杨荫榆启事》及杨以学校名义发的《女师大启事》。前一启事揭露了杨荫榆八月一日率领军警进校迫害学生的暴行，后两个启事则竭力为这一暴行辩护。

〔６〕“停止饮食茶水”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带警入女师大》的报道。

〔７〕“某籍”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某籍，指浙江。发表宣言的七人中有六人是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学国文系。参见《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８〕Ｌｅｒｍｏ#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