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３〕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４〕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５〕，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７〕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２〕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３〕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４〕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５〕托尔斯泰（M．N．OGPQRGS，１*福玻浮?保梗保埃?《砉?骷遥?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ＴVHWX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６〕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７〕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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