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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下译丛》〔1〕

小引〔2〕 这是一本杂集三四年来所译关于文艺论说的书,有为熟人催促,译以塞责的,有闲坐无事,自己译来消遣的。这回汇印成书,于内容也未加挑选,倘有曾在报章上登载而这里却没有的,那是因为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书中的各论文,也并非各时代的各名作。想翻译一点外国作品,被限制之处非常多。首先是书,住在虽然大都市,而新书却极难得的地方,见闻决不能广。其次是时间,总因许多杂务,每天只能分割仅少的时光来阅读;加以自己常有避难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译时费力,或豫料读者也大约要觉得艰深讨厌的,便放下了。 这回编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俄国的开培尔〔3〕外,都是日本人。 这里也不及历举他们的事迹,只想声明一句:其中惟岛崎藤村〔4〕,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三位,是兼从事于创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绍介西洋文艺思潮的文字不在内——凡主张的文章都依照着较旧的论据,连《新时代与文艺》〔5〕这一个新题目,也还是属于这一流。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的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这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6〕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看这些篇,是很可以借镜的。 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片上伸〔7〕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争〔8〕,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的两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9〕不过是绍介,那时有三四种译本先后发表,所以这就搁下了,现在仍附之卷末。 因为并不是一时翻译的,到现在,原书大半已经都不在手头了,当编印时,就无从一一复勘;但倘有错误,自然还是译者的责任,甘受弹纠,决无异言。又,去年“革命文学家”〔10〕群起而努力于“宣传”我的个人琐事的时候,曾说我要译一部论文。那倒是真的,就是这一本,不过并非全部新译,仍旧是曾经“横横直直,发表过的”居大多数,连自己看来,也说不出是怎样精采的书。但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绍介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 书面的图画,也如书中的文章一样,是从日本书《先驱艺术丛书》上贩来的,原也是书面,没有署名,不知谁作,但记以志谢。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校毕记。 ※ ※ ※ 〔1〕《壁下译丛》鲁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计收论文二十五篇,其中十七篇在编集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莽原》周刊、《语丝》周刊、《莽原》半月刊、《小说月报》、《奔流》月刊、《大江月刊》、《国民新报》副刊)。 〔2〕本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单行本。 〔3〕开培尔(R.vonKoeber,1848—1923)德国作家。原籍俄国,早年在莫斯科学习音乐,后在德国留学,毕业后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一四年退职,从事写作。 〔4〕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作家。原名岛崎春树,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早年写诗,后写小说,著有诗集《嫩叶集》、小说《破戒》等。 〔5〕《新时代与文艺》《壁下译丛》中的一篇,日本文艺评论家金子筑水作。 〔6〕“文学是宣传”语出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拜金艺术》一书。鲁迅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复冬芬信)中说:“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 〔7〕片上伸(1884—1928)日本文艺评论家、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留学俄国,一九二四年又去苏联访问。著有《俄国文学研究》、《俄罗斯的现实》等。 〔8〕这里所说片上伸和有岛武郎的论争,见于片上伸的《阶级艺术的问题》和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 〔9〕末一篇指昇曙梦的《最近的戈理基》一文。 〔10〕“革命文学家”指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某些人。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译者附记〔1〕 因为记得《小说月报》〔2〕第十四卷载有培那文德〔3〕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译者识。 ※ ※ ※ 〔1〕本篇连同《西班牙剧坛的将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后未收入单行本。 〔2〕《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是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改革内容,发表新文学创作和介绍外国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一九三一年#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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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2〕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3〕,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八月七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2〕“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3〕“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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