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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1〕

一 做《内经》〔2〕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3〕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4〕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5〕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6〕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7〕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8〕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9〕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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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虎丘记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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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

脸谱臆测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2〕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3〕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4〕,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5〕,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6〕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十月三十一日。 CC 〔1〕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2〕《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3〕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4〕“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5〕“诚于中,必形于外”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6〕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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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2〕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3〕。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4〕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5〕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6〕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7〕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8〕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9〕,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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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广林》序〔1〕

《隋志》:梁有《广林》二十四卷,《后林》十卷,虞喜撰,亡。《唐志》《后林》复出,无《广林》〔2〕。杜估《通典》引一节〔3〕,书实尚存;又多引虞喜说,大抵襍论礼服或驳难郑玄,谯周,贺循〔4〕,与所谓《广林》相类。又有称《释滞》,《释疑》,《通疑》〔5〕者,殆即《广林》篇目,《通疑》以难刘智《释疑》〔6〕,余不可考。今并写出,次《广林》之后。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按鲁迅校录《志林》、《广林》、《范子计然》、《任子》、《魏子》五书稿本合订为一册,书写体例、字迹、用纸相同,当为同一时期所录。 《广林》,鲁迅辑本一卷,据《通典》、《后汉书》、《路史余论》校录而成,共十一则。未印行。 〔2〕《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林新书》十卷,虞喜撰。” 《新唐书·艺文志》同。未印行。 〔3〕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唐代史学家。官至检校司徒同平章事。《通典》,记述上古至唐代宗时典章制度的史书,二百卷。该书卷八十八引有虞喜驳难谯周《五经然否》文一则;明注出于《广林》;其他卷中又引有虞喜驳难郑玄、谯周、贺循文九则,俱未注明出于何书。以上十则,鲁迅辑本《广林》皆录入。 〔4〕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曾注《毛诗》、《三礼》等。谯周(201—270),字允南,三国蜀巴西西充(今四川阆中)人,官至光禄大夫。著有《古史考》等。 贺循,参看本书《贺循〈会稽记〉序》。 〔5〕《释滞》鲁迅辑得二则,录自《通典》卷九十三。《释疑》,鲁迅辑得一则,录自《通典》卷一○三。《通疑》,鲁迅辑得五则,录自《通典》卷九十五、九十八。 〔6〕刘智字子房,晋代平原高唐(今属山东)人。曾官侍中、尚书。著有《丧服释疑》二十卷,已佚。今有辑本一卷,在《汉魏遗书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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